4月22日-24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联合举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郭仁忠，以及城镇化和城市研究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二位大咖嘉宾就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展开了深刻讨论。
冯奎
关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让我们听听大咖们的看法。
问题一：智慧城市的建设要等规划完了，再动手吗？
郭仁忠：个人认为，这些东西不可能全部想好了再动手，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一个城市每过10年、20年就要重新做一次规划，因为城市发展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世界上没一个城市是把规划做好了然后再建，然后建完就不动了。城市就像人一样不停的在成长。
但这个规划要做得适度，太超前的规划并不一定是好的。比如一个城市规模尚小时就把地铁修好了，巨大的运营成本就会将城市的经济拖垮。但如果建的晚的话，又有人会说，这么拥挤了才修地铁，为什么不早修？
这样的矛盾总是存在，但我也相信探索是永恒的。新技术、新机制的产生会颠覆传统观念，为城市的智慧化建设带来更好的灵感。
问题二：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郭仁忠：从现状来看，最大的障碍不是技术上能不能实现，而是数据方面的阻碍。
智慧城市的基础支撑是数据，所以现在很多声音呼吁要开放数据。但政府并不拥有所有的数据，有相当一部分数据都是掌握在企业手上。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聊天、社交，在淘宝上购物、交易，这些都产生了大量的可分析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究竟是谁的？手机信息数据是不是就归运营商所有?
目前没有一部法律能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个人理解，不是说哪一个政府或者企业有没有魄力来开放数据，而是缺少了法律支持：怎么开放？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开放到哪一步？开放给哪些人员使用，可以使用到哪一步？
如果没有法律去界定这些的话，不光是企业不敢开放数据，就连政府部门内部都不敢打通。
问题三：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多个方面，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三者的关系该如何界定？
郭仁忠：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智慧城市建设跟城市建设差不多。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负责，而后续的服务应该让社会来做。比如城市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掏钱做，但商品住宅就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修建。
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也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数字化产品服务方面，如果是数字化公共产品，同样应由政府负责，比如电子政务系统。而非公共产品或者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就应由企业来做。
此外，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应该坚持公益性导向。主体工程建成后，再引入市场行为，这样可以更多地降低智慧城市的运营成本。
冯奎：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议程设置方面，需要政府为主导的多做工作。但现在，有些地方的议程设置是企业主导，由企业提出需求和举措，再转嫁到政府头上。
但如果简单地让政府来设置议程，遇到懒政、怠政，不作为又怎么办？所以还需要让居民也参与到体制机制的建设中来，依靠市民的力量，来倒逼体制机制的完善。比如像一些欧美国家，如果一个社区或者城市没有搞好，那么市民就会就走了。市民是各类产品与服务的使用者、消费者，他们用选择权来体现了他们的作用。
而国内也要思考如何将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自下而上地倒逼政府不断往前走。企业也是同理，只有城市发展好了，企业才会落户发展，其逐利的行为和本质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所以我认为，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长远议程，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发布并推动议程的进行，在智慧城市要解决什么问题、成本收益测算与评估这些方面提出系统性的议题。此外，政府之间要进行比拼，形成竞争的环境。
郭仁忠：地方政府是否具备议程设置的能力，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很担心有些小城市会被大公司技术、产品、方案所限制。
我记得一个案例，那个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十几个亿，但一家企业为它做的智慧城市方案也要十几个亿，很不现实。这相当于，我的钱只够买一个钱包，买完钱包以后我就没钱了。
智慧城市是为城市服务、为市民服务的，这是一个责任问题。智慧城市的主导力量，不应该是盈利目的性很强的企业。
一位城市领导跟我交流，说要打造智慧城市，水务局的找到他说要做智慧水务，规划局的说要做智慧规划，城管提出要做智慧城管。从这个角度讲，建设智慧城市就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智慧城市要有顶层设计，城市政府应该有一个主动把握议程设置的能力。
问题四:国内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国际上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郭仁忠：坦率地讲，我现在还不敢说哪个城市在智慧城市方面建设的很成功，但有些应用却是非常好。比如说深圳的扫码停车，还有杭州的“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这些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得到好处。
总体来讲，西方城市相对比较成熟，他们要做的智慧城市，实际上是一种对城市的改造和更新。比如，在路口增设针对盲人的感应系统，或是在路灯上增加引导系统。但西方城市很少能像我们一样做全新的顶层设计规划，而且很少有大规模的投资与系列化的改造。
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特点是“公益性”，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国体制和机制具备的一种优势。
冯奎：郭院士谈了国外的，那我来介绍下国内智慧城市的发展。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各有千秋。比如说，从技术运用上来看，杭州是支付之都，银川的PPP建设模式很有特色，上海围绕“补短板”打造了智慧社区，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以建设世界一流智慧城市为追求。我们设定的建设目标也非常全面，包括了加强城市监管、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国外相比，是有优势的。
但我注意到欧洲国家特别重视用智慧化手段来实现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低碳、可持续的旗帜举得很高，措施很实，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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