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琪琪感受到的几乎一切变化都是在1月28日发生的,这天随着她所在山东宁津县城的1例冠肺病例确诊,所有的防控力度都加强了。
很快就传出了要封闭小区的通知。“小区下午2点要开始检查,车辆不能随便入内,不是小区的居住人员要登记。”虽然宁津是刘琪琪的老家,但此时她的身份是外来人口,再不走可能就走不了了。
路上,县城前往两个收费站的必经之路均被封。只能通过国道,绕道河北南皮,进入沧州之后再上高速。这段大概5小时的车程,刘琪琪辗转9小时才得以到家。
但她是幸运的,毕竟路没有封死。在刘琪琪出发前两天,湖南郴州市临武县人民医院的急救车在接病人的路上,在不到100米之内路遇两个路卡,等待许久才被放行,引发了交通部和公安部对“硬核封路”的发文禁止。
她的幸运还体现在能进得去小区。在北京,有微博网友爆料称,回龙观一小区2月2号晚开始严格控制。“身份证不是110开头的,一律不准出入”。
一名清华毕业后留京的公务员,是这个小区的业主。纵使有了西城区的北京户口,纵使是小区内的业主,在办理通行证的时候依然碰了钉子。办证的是个北京大妈,冲他喊“110开头的才是北京人呢!”
尽管在31日民政部已经明确表示,防控疫情不宜搞一刀切,不是确认肺炎病例,没有明显发烧咳嗽等,应让外来人员自由进入小区。但这也没能阻挡住众多小区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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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早在2003年非典期间,一模一样的案例、新闻数不胜数。疫情中的种种不便,无非是公民权利向疫情中公权的临时让渡。但无有例外,尽管国家层面已经明确了让渡边界,但基层总会呈现公权滥用和扩大的倾向。尽管事后证明,很多滥用无非是形式主义和对潜在责任的惧怕。
如果说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形式主义,照出了最基层执行者对权利的误解,也照出了很多人平时不敢说出口的偏见和歧视。上文中的“110开头的才算北京人”的声音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早已示微,在疫情的放大镜下,又成为另一种真实。
然而,这种偏见和歧视远比不上“武汉人”在这次疫情中的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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