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山水地图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央视《国家宝藏》节目主持人张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香港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共同在晚会上向世界华人展示了一幅《丝路山水地图》，引起了强烈反响。
原因一是国宝回归，令人兴奋。此图原名《蒙古山水地图》，现在附会“丝路”之名，不免令人诟病。但它久藏内府，上世纪30年代流出，被日本藤井有邻馆收藏，现在能够购回，终是令人高兴的。
其次是难得。该画绘制于明朝嘉靖年间，既是皇家地图，也是明代以西域为内容的各种地图之母本。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代马理等人纂修的《陕西通志》)和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西域图略》(收入明代《陕西四镇图说》)、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等。从各图的相关记载看，保存到今天的这幅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共211个西域地名。其余四分之一被人裁走，范围从天方到鲁迷(时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原图约长40米左右。规模这么大的西域地图，其价值不用多说，引起关注是必然的。
三是地图学和文化史上的价值。这幅地图有大量地理信息，共画了211个地理坐标，许多丝路上的重要城市，如敦煌、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阿富汗的赫拉特、伊朗的伊斯法罕、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都有清晰的标注。而且以实物证明了在西方地图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对世界地理特别是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已有清晰的认识。近人常以为古人昧于世界大势，是西方传教士带来地图才让我们眼界大开的。此图正是有力地反驳。
所以它另外一个特殊价值，就是意外勾起了国人对古代地图的关注之情。
二、九州的概念与传统
今人大概都不太晓得我国很早就已有地图测绘了，传说神农氏已经“始立地形，甄度四海，远近山川林蔽所至，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三万里。”
《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也绘过全国地图：“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抚万民，度四方。”所谓“度四方”，即是进行全国的测量，并且“作宝鼎三象天地人。”
后来禹也循例铸鼎作图，也就是把地图铸在铜鼎上。《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曾“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又“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暐。左准绳，右规矩，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夏禹所绘的《九鼎之图》是什么样?《左传》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这九鼎图象征夏禹统一九州，“大中国”概念从此诞生，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全国地图。
当时夏朝疆域多大?据《淮南子·地形篇》说：“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可见还采用了步测法。
九鼎历商周，至秦而鼎亡。据说，“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彭城即今江苏徐州。但九鼎是怎么弄丢的、哪去了，一直是个历史谜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当年过彭城时，还“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所以汉代画像石经常以“泗水捞鼎”为题，表达人们想见到图鼎的心情。
到了唐朝时，武则天也曾铸九州鼎。据《旧唐书·礼仪志》，女皇武则天执意铸九州鼎，绘九州图。可惜此鼎后来也不见了。
唐朝自己则有《十道图》，对中国的影响亦很大。
宋太宗时全国地图《淳化天下图》，就是参照唐朝旧图绘制的。此后北宋先后出现了《九域图》、《十八路图》等多张全国地图。
以上这些都是九鼎地图的体系，是跟“九州”这个概念结合着的。
据说是大禹传下的《尚书·禹贡》，全文一千一百九十四字，《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皆全载。历来奉为古今地理志之祖。自汉孔安国、郑玄，宋程大昌、毛晃、苏轼、曽旼、叶梦得、张九成、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王炎、呉澄、王充耘、王樵、邵宝等注释不断。以胡渭《禹贡锥指》最闳博。分天下为九州： 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是我国的基本地理观念和地图框架。
明带当然也仍流行这个体系，例如与《蒙古山水地图》时间相隔不久的罗洪先《广舆图》、艾南英《禹贡图注》都是。依据明代郡县形势，纪其大略，再把九州列于各州郡经文之前，并绘五服图。
三、地图实物与测绘方法
《尚书·洛诰》还记载成王时建洛邑曾绘有地图;康王时金文宜侯夨簋也提到王观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和“东国图”，可知不仅有一般地图，还有军事历史地图。
20世纪在甘肃的天水和敦煌出土了不少古地图资料，这些地图资料足以印证上述记载。天水放马滩秦汉墓葬出土的木板地图更是中国最早的实物地图。
天水自古为秦人发祥地，据《史记》，公元前897年非子住犬丘(今天水一带)，受周孝王命养马于渭水间。放马滩属于天水市区东南的麦积山风景区。1986年，1号秦墓出土的7幅地图，均用墨线绘在4块大小基本相同(长26.7厘米、宽18.1厘米、厚1.1厘米)的松木板上。经鉴定为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物品，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木板地图。按其用途可分为《政区图》、《地形图》和《林木资源图》。不仅有山川、河流、居民点、城邑，还特别注有各地之间的相距里程，与现今距离大都相符，可见是相当准确的实测图。
秦汉以前绘制地图是否已有严格的标准，史无明确记载。晋代地图学家裴秀总结前人制图经验，提出了“制图六体说”，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六原则。而放马滩木板地图除没有明确的分率外，余皆具备。这说明当时的绘图水平相当高。
另外，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地图均带有军事性质。根据随葬《墓主记》竹简知悉，该墓主是一名叫丹的军人，可见这是军用地图。
过去，国人老是认为古代落后，不擅长实测，晋代裴秀才提出上述实测之法。现在甚至还有不少地理教科书写着“我国地图制作之法，始于魏晋”这类话。秦地图即充分推翻了这种观点。
刘邦攻进咸阳后，《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还专门建了一座档案馆“石渠阁”。据《三辅黄图》说，石渠阁“其下砻石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可见古来传下之图籍是相当多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始皇建造陵墓，“穿三泉，下铜而致椁……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墓中本身就体现出地图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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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继承这个传统，地图一样发达。
当时的全国地图叫《舆地图》，据《后汉书·马援传》，“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可见是全国性的地图。这种图现已不能得见，可见的是局部的，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和《地形图》。
《地形图》经复原的图幅为边长96厘米的正方形。全名《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又称《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是现存最早的彩色帛绘地图。表现了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区，即今湘江上游第一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比例约在十七万分之一至十九万分之一之间。其中，用闭合曲线表示地形的画法与现代等高线的画法类似。
《驻军图》 经复原为长98厘米，宽78厘米的长方形。以田青、红、黑 3种颜色绘制，图幅左侧及上方分别注有东、南两个方位。主区大致在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潇水流域，比例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侧重在居民点和兵力部署上，属于专用舆图。
除上述两幅舆图之外，还有一幅图，上部绘有墓茔和墓圹,下部为城垣及宗庙建筑，应属于《周礼·春官》记载的“辨其兆域而为之图”一类的陵寝建筑图，尚未整理发表，暂定名为《园寝图》。
这些地图，年代在汉文帝之前。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地图，表明了我国在2100年前地图学的水平。但其方法到了数百年后的西晋时，大约已经无人知晓，所以反而认为古地图比较粗略，地图学专家裴秀提出“制图六体”理论时所见到的汉地图，与马王堆出土的地图相比，制图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到了唐朝，规定每五年(原为三年)须向职方报送地图，进而编制全国《十道图》。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将全国划分为十大区域，唐玄宗主政后增至十五道。据《旧唐书·地理志一》，唐朝疆域，“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全国地图《十道图》，就是这样绘制出来的，依各州定期报送的地图进行绘编，作为中央政府实施各种政令的依据。水平在当时是世界第一。
《十道图》，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十三卷本《长安四年十道图》、十卷本《开元三年十道图》和李吉甫十卷本《十道图》。前两种版本大体有山川、户口、赋税、行政区域界线、州县总数、文武官员数字、薪俸、各州郡疆域等，但均已失传。李吉甫十卷本《十道图》有记载，但原件也已不存，仅在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宋刻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中收藏有总图性质的《唐十道图》一幅(《历代地理指掌图》北宋税安礼撰，南宋赵亮夫增补。其中注明“西川成都府市西俞家印”的刻本在日本东洋文库尚有收藏，一般所见多为明代刻本。共有图44幅，每幅图都有图名，图后均附说明。上自帝喾，下至宋朝，各代地图至少一幅，多则五幅。第一幅是“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
四、山海经的影响
元代以后，地图学中值得注意的首推两位异人，一是外国人扎马鲁丁，他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就了到中国。《元史·百官志六》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星学者扎马鲁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1271年(至元八年)，建立了回回司天台，任命扎马鲁丁为提点(台长)，编制回回历，颁行全国。同年在元大都(今北京)设观象台，并创制浑天仪等7种天文仪器，用来观测天象。他制造的地球仪，早于德国地理学家马丁·贝海姆225年。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并主持编纂全国地理图志《至元大一统志》。
李约瑟曾评价扎马鲁丁制造的地球仪：“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丁·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了。但是，扎马鲁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丁·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另一位异人，是方外道士朱思本。他是江西抚州人，在龙虎山学道。元世祖忽必烈曾命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主领江南道教。后其徒张留孙在大都建崇真宫，专掌祠事，并被授为玄教宗师。其徒吴全节协助之。元成宗大德三年，朱思本奉张留孙命，去大都，成为留孙、全节的得力助手。晚年重返江西玉隆宫。于元顺帝时病逝。
他中年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二十年努力，终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朱思本是道士。这个身份，可让我们注意到地图学与道教深刻的内在渊源。
这渊源，主要是《五岳真形图》与《山海经》。前者复杂，以后有机会再做介绍，这里只简说《山海经》。
《山海经》现存18篇，为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内容主要是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作者传说是禹、伯益、夷坚等。
陶渊明有诗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晋郭璞曾作《山海经》图赞，在给《山海经》作注时又有“图亦作牛形”、“在畏兽图中”、“今图作赤鸟”等文字，均可知晋代《山海经》尚有图。在《山海经》经文中，一些表示方位、人物动作语，也明显是对图的说明，如 《大东荒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毕沅在《山海经古今本篇考》中指出：“山海经有古图，为汉所传，有梁张僧繇等图”。
但山海经汉古图已失。今山海经图皆绘于明清，明有蒋应镐绘图《山海经图绘全像》、胡文焕《山海经图》。吴任臣《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刻本，清康熙六年，是清代最早的山海经图本，承袭六朝张僧繇、宋代舒雅的体例， 144幅图中有71幅全部或大部采自胡文焕本。
《山海经》历来都被视为地理书。至明代，胡应麟才认为《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开始将该书列入"语怪"之书。清《四库全书》也列入小说类。
但并不因此丧失地理书权舆的地位。例如著名的《舆地山海全图》就仍以山海为名。此书乃利玛窦1584年作。1598年雕版。1599年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命利玛窦改进，编为《山海舆地全图》，公费石印发行。我们今天谈古地图，不应忘了这个渊源。
换言之，《蒙古山水地图》重新出现于国人大众眼前，是个机遇，可让人重新思索天文、地理的大关联，理解黄帝大禹以来的勘地传统，追探道教和《山海经》的广阔世界。仅仅附会于“丝路”，真是可惜了，思路比丝路更重要呀!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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