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国家都有科学院和工程院，这里集中了一批最具权威的科学家，成为院士也是科学家至高的荣誉。中国的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为国家的建设和科技创新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国家急需科技创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科学院，尤其在贸易战之后，人们深刻体会到技不如人的切肤之痛，更对科学院寄予厚望，希望国家给院士们更大的支持和权力。
然而，这可能不利于科技进步，创新不能依靠院士。
社会普遍有种误解，总认为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是科技创新的主力，这可能与中国的文化相关，古书上的世外高人往往都是姜子牙、孔子那样的老者，就连武侠小说里的武术家也是如此，年龄越大往往道行越深。人们普遍认为科技创新和学术修为是需要长期的刻苦钻研和经验累积，年轻人需要长期的磨练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领头人，所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例如我们中小学的教材中介绍一些科学家时，配图几乎是清一色的白发老头，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些最有智慧的科学家都很老，而且看上去外貌奇特，与常人不同。
但实际上这些科学家的主要贡献都是在年轻风华正茂时做出的，例如爱因斯坦在26岁时就提出相对论了，居里夫人也是在28岁时发表了关于放射性研究的论文，屠呦呦在41岁时提取青蒿素，大部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就都是在35岁之前做出的，只是获奖往往等到了几十年后。
所以，创新的主力从来都是年轻人，科技创新也是吃青春饭的，人思维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时候都在四十岁之前，那些创新强的公司也很少招聘40岁以上的研发人员。国家的科学要振兴，首先要在制度上鼓励这些年轻的科学家能够留在中国从事科技创新。
而现实的情况，中国的科学研究政策过度向院士、长江学者等山河大川冠名的学者倾斜，而年轻人的机会很少。这些学者的头衔也是科研经费和项目申请的通行证，有这些资质之后，科研的评审也容易通过，这样就导致只要有这些头衔就能申请到项目，也容易结题通过评审，甚至自己都不需要再从事研发，负责走关系就行了。院士和各种冠名的学者头衔已经成为一种权力，所以业内早就有“选上一个院士，少了一个科学家”的说法，这种情况下，也免不了一些人钻空子，甚至还出现了烟草院士这种笑话。
当学术一旦和权力绑架起来，结果只会阻碍创新，年轻科学家要有出路，必须站在有权力的科学家一边，而且职称和经费的评审全都受到种种关系限制，不要说批判质疑了，就连成果的署名权都难以保证。等这些年轻科学家媳妇熬成婆了，自己的年龄也过了创新爆发期，于是又成了当初自己恨的那个婆婆，用自己的权力挤压年轻人了，形成恶性循环。
相反，在美国，院士的称呼实际上是member of NAS，也就是科学院的会员，每年还要交纳几百美元的会费，并没有任何的特权，只是种荣誉。在申请项目上虽有加分，但主要还是看内容，没有成果照样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杨振宁教授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他多年前向国外的物理杂志上投稿，杂志社直接拒掉了他的文章，因为他们不相信杨振宁这个年龄还能做出这样的成果，最后该论文转到了中国发表。
所以，国家要加强科技创新，必须要调动年轻科学家的积极性。
首先，要将资源向年轻的科学家倾斜。
历史上伟大的科学成就几乎都是年轻的科学家做出的，只是给的荣誉大部分在晚年而已。原创性的科技成果的产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年轻科学家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最尖端的原创成果不是由院士老科学家领衔做出的，而极有可能出自嘴上无毛的研究生之手。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中国企业创新的代表，华为就不看重院士，也没有院士工作站，不请各种学者站台，领先的成果几乎都是靠二三十岁的年轻科学家完成的。华为采用独特的股权激励手段激发这些年轻人创新，让年轻的科学家发挥自己的才能。任正非曾说，华为没有院士，只有院土，可见其战略眼光。
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应给从事科研的年轻人更好的待遇，尤其新一代的科学家，他们大多数都被房价泡沫压得喘不过气来，适时通过税收、补贴等形式支持一线的科研人员是非常必要的。科研以内容而不是头衔为导向，让年轻的科学家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法律也保护他们的成果不被他人占有，否则只会将年轻最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推向国外，而只会吸引创造力下降但拥有各种头衔的老科学家来中国，实际上对科技创新无益。此外，国家应该适时提高研究生的待遇，这个中国科研的生力军普遍的收入不到社会的最低工资，是十足的贫困群体，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从事着最尖端的科研工作，也是创新能力最强的时候，却享受最低的待遇，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其次，重视年轻科学家的科研自主权，确保成果的署名权。
年轻的科学家没有科研的自主权，甚至都没有科研成果的合理署名权，不可能有创新的动力。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实质性的抢占科研成果的惩罚措施。在专利申请中，很多发明人都不是真实的，可以适当参考美国等国家的做法，严惩发明人造假，如果年轻的科研人员连署名这样的基本人格权都不能保证，其他的更免谈了。这看上去是个小问题，实际上影响深远。
此外，社会应该减少对科技创新的道德绑架。
社会应该给科技创新有更多的容忍度，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科学家，而不应该道德绑架。例如前一阵一位研究在发表一篇手擀面的力学分析的论文，很多人都在嘲讽科研不干正事，就算有肯定的也只是肯定其科普价值。然而，竟然没有人意识到这种论文的巨大实践意义和市场价值。为什么面条作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市场上的面条机却无法完全替代手工面，手擀面和面条机加工的面条在口感和质地有明显区别，大多数人更喜欢手擀面的口感，宁愿为此付更高的价格。
很遗憾，目前国内对家用面条机的研发投入相当少，虽然市场上有一些家用面条机，但制作过程无法复制手擀面的加工过程，市场覆盖面也自然具有局限性。全世界关于面条机的专利有几千件，中国的专利申请数虽然占了一半，但大部分面条机的专利都是创造性不高的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基本上和几十年前的面条机结构类似，专利多集中在和面、搅拌、挤压等部件的细微改进。即使在这种传统的一体式家用面条机技术方面，日本、韩国、和欧洲在基础专利上也占有绝对优势。中国每年面条消费量是日韩的几十倍，但是面条机的基础专利却依然掌握在日韩、欧洲企业手里。由于日韩和欧洲市场对手擀面的需求不高，在这方面的研究就少，而国内的面条机多是在日韩和欧洲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对于手擀面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自然不能制造出媲美手擀面的面条机。
中国正是缺少这样基础性而又有市场价值的创新，却淹没在公众的口水中。
这种原创性和突破性的创新往往不一定是国家政策能够规划的，市场经济越来越需要发掘这些技术与市场的结合点，这更需要那些年轻科学家天马行空的思维。
当然，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院士的杰出贡献，院士也应该获得至高的荣誉和待遇，这是对他们曾经做出贡献的肯定。但是国家研发资源的投入应该以内容为导向，倾向于年轻的科学家，否则一切都变味了，这恐怕也是很多德高望重的院士不愿意看到的。
{{item.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