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日，正当中国欢庆建军91周年之际，美国联邦政府公报网站上的一条消息却为这个火辣辣的盛夏增添了一丝寒意。当日，美国商务部对外公布了针对中国企业新的出口管制清单，该清单涉及中国国内44家企业，其中包括8家实体单位及其38家附属机构、36家直属机构。8月2日，美国方面又在该清单内追加一家主管单位及其4家直属机构。
美国商务部的这一举动是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战”的余波，还是中美间商贸往来的正常“撕逼”？抑或美方只是意图在建军节前后刻意杯葛中方？目前尚无定论。美方给出的解释是：“乃出于国家安全以及外交利益而做出的决定”（“The entities that are being added to the Entity List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be acting contrar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r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仔细审视这份长长的清单，在所涉及的众多国内企事业单位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旗下拥有8家上市平台，这无疑对这几日的军工指数波动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同样在这份清单中，中国航天科工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以下简称科工二院）却以最多附属及下属机构名列榜首。
1957年当苏联发射的首枚人造卫星“斯普尼克-1”在美国引发斯普尼克危机之时，美苏间轰轰烈烈的太空竞赛全面展开，冷战的火药味开始蔓延到外层空间。而在冷战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对苏联集团军事力量增长的恐惧，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出口管制和贸易制裁。早在1948年，美国就制定了包括军事物资与非军事物资在内的出口控制清单，1949年更是出台了《出口管制法案》（Export Control Act）。一开始，美国及其盟国只是将1A类物资（即军事物资）与1B类物资（即准军事物资）作为贸易禁运的重点，之后为构建多边贸易管制体系，更有针对性地限制重要物资流入当时的“经互会”参与国（此时当然也包括中国）。在美国的主导下，1949年11月，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巴统”）成立，意图联合其他西方主要工业国一同在贸易上围堵社会主义阵营。早期的航天工业与军工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航天领域必需的发射载具、遥测技术等等都是直接从军事工业中发展而来，于是出口管制与技术封锁这股风潮很快蔓延到了早期航天领域。
苏联航天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多夫斯基在展望人类未来的空间探索时曾经激励说： “人类不会永远留在地球上，而是一路追寻光与空间，小心翼翼的穿越大气层后，去征服所有太阳系内空间。”（“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не останется вечно на Земле, но в погоне за светом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 сначала робко проникнет за пределы атмосферы, а затем завоюет себе все околосолне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显然在以齐奥尔多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太空探索先驱的眼里，未来波澜壮阔的航天事业必定是一项要由全人类通力合作方能完成的伟业。只是已经作古的先贤们恐怕无法料到，人类航天事业的起步，却早早地与大国争雄、政治博弈、意识形态之争等一系列完全不相干的事物纠葛在一起；贸易禁运、技术封锁、出口管制乃至情报之战，让太空变成了强国争夺的新战场，外层空间共同探索与开发的理想从一开始就被架上了沉重的负担。
不过在早期，对于出口管制的范围与力度，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美国单独制定的禁运标准在一开始也并未被其他主要工业国广泛接受。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就曾激烈反对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坚持认为1B类清单物品不应纳入禁运体系，甚至1A类中的某些物品也应排除在管制范围之外。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再次通过新法案，强制北约各成员国和盟国接受美方制定的管制清单，但严重依赖进出口贸易的英国依然坚持抵制美方要求，直到后来英国成功说服美国减少了管制清单上的货品。
比英国走得更远的则是法国。虽然在管制清单上与美国爆发过激烈争论，但英国最多也只是允许部分航空航天产品出口到社会主义阵营，而向来与美国不对付的法国则早早就开始与苏联开展航天技术领域的合作。1966年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访问苏联，与苏联签订《法苏宣言》，同时还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包括法苏政府间空间合作协议。该协议为两国进行太空科学研究制定了指导方针：两国将在太空研究、人造地球通信卫星、科学资料互换、现场工作人员和科学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学术讨论会的组织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根据该协议，这种合作也可以扩大到太空生物学、太空医学以及太空材料学等领域。
而这种合作也没有随着戴高乐任期届满而人亡政息。作为戴高乐主义忠实拥护者的继任总统乔治·蓬皮杜，以及后来的瓦勒里·德斯坦，都努力维持了这样一种相对友好的合作关系，直到冷战结束。
?1966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与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在莫斯科签署《法苏宣言》，以此奠定了之后几十年法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
?访苏期间戴高乐还会见了苏联航天员代表科马洛夫与瓦莲京娜，此时法国对苏联的航天计划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期望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法国与苏联组织太空联合研究的实际工作委托给在苏联科学院（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和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Études Spatiales）领导下的宇宙空间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по космически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到1979年，在苏法合作框架内，两国已经联合发射了9颗人造卫星、11颗太空探测器，进行了多达30余个实验项目，涵盖了气象、卫星通信、天体物理以及太空生物学等领域。这段时期，法国为苏联提供了不少先进的空间探测设备，极大弥补了苏联在相关领域的空白，而苏联也慷慨地将自己的火箭发射场、实验室和科研院所的大门向法国同行们敞开。在太空竞赛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法国虽然已经脱离北约体制，但能与苏联这个西方阵营的敌对国家开展这样的合作，实属难得。
1971年苏联发射的火星-3号（Марс-3）火星探测器就安装上了法国制造的“立体声-1”（Stereo-1）太阳射电探测仪器。1977年4月27日苏联在卡普斯京亚尔发射场用宇宙-3M型运载火箭，将法国制造的“雪-3”（Signe-3）小型探测卫星发射升空。
此外，法国研制的雪-2MP型（Signe-2MP）探测器也被安装在苏联探测-3与探测-4型（Прогноз-6 и -7）太空探测卫星上，由三部分组成。用于研究伽玛射线与X射线。雪-2M3（Signe-2M3）被安装在苏联金星11与金星12号火星探测器上，安装于探测器底部的平面上，主要用于探测伽玛射线。
苏联586实验设计局还与法国联合研制了光环-1/2/3型（Ореол-1/2/3）地球探测卫星，主要用于开展针对极光弧与射线的研究。该系列卫星先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射升空。
?在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进行调试的法国雪-3型卫星
?雪-3发射前苏联与法国的专家在卡普斯京亚尔发射场合影留念
?装有法国雪-2MP型的苏联探测-3型太空探测卫星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和北约各国在航天产品出口管制上对苏东各国层层封锁，但苏联与西方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并非一片空白：就算是在冷战高峰时期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双方在太空生物以及太空医药领域的合作研究都还是卓有成效的。1975年苏联与美国签署了关于开展太空生物合作研究的一揽子协议，根据协议，双方以苏联的“生物”（Бион，属于宇宙系列卫星，是由苏联第一试验设计局旗下的第3分院负责研制的）系列实验卫星为平台，将部分生物运送到近地轨道进行一系列实验。从1975年11月25日发射升空的生物-3号开始，苏联与西方世界依托该平台进行了7次实验项目，直到苏联解体前的生物-9号为止。
?在俄罗斯航空航天展览馆里展示的“生物-8”型实验卫星模型
?生物-8号上搭载了包括两只猕猴在内的多种动物用于实验
80年代末，苏联与西方关系走向解冻，而西方针对苏东国家的航天产品出口管制也逐渐开始松动。西方在太空领域最新的科研成果开始被介绍到苏联，而苏联开发的大推力发射载具与太空站也让长期想一窥苏联航天技术的西方世界吊足胃口。西方的航天员越来越多地进入苏联太空站开展科研活动，而苏联的火箭发动机也开始被送到西方世界进行测试。进入90年代，继承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完全成为西方世界主导的太空国际合作框架下的一环，以往苏东各国所忌惮的贸易封锁终成一纸空文，只是这代价来得过于惨重。
?在俄罗斯莫斯科进行测试的RD-180型火箭发动机。RD-180衍生自苏联的RD-170，但背后却有相当部分由美国出资研发，使用权也归了美国通用公司
在整个太空竞赛时期，虽然苏东各国航天事业长期饱受来自西方世界航天产品出口管制困扰，但毕竟苏联也是人类太空探索事业的领头羊，凭借自己自身强大的科研力量与技术实力，在太空领域开疆拓土也并非难事，而东欧及其他友好国家也可以背靠苏联顺利开展各自的航天项目，比如苏联在60年代末开展的“国际宇宙”项目，惠及了不少小国。
相比之下，一向坚持走独立自主之路的中国，航天事业的启航却要艰难很多。建国之初，西方世界就在“巴统”框架内开出了更为严格的中国清单，在美国的主导下，“巴统”还成立了专门的中国委员会，将包括原1A与1B在内的所有清单物品、包括很多根本不属于“巴统”管制范围内的物资全部列入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清单。除了航天相关产品严禁出口中国，对人才的严格管制也是这一时期被屡试不爽的手段。后来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的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等有留美经历的资深专家，当年都是冲破层层封锁才辗转回国效力的。
而这一时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以及后来156项重点工程的全面实施，给在层层封锁下艰难起步的中国工业乃至航天事业带来了曙光。特别是1957年通过签署新的技术合作协议，苏联为中国提供了P-2地地导弹及全套技术资料，这对日后中国发展自己的发射载具奠定了坚实基础。只是这曙光来得过于短暂，60年代中苏全面破裂，中国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创业。可以说，中国一贯信奉的独立自主原则，也是被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1957年聂荣臻率队访苏，并与苏联签订新的技术合作协议。苏联方面答应为中国提供P-2导弹及其全部的技术资料
?正在进行吊装的中国首枚地地导弹“东方1号”，是以苏联的P-2型导弹为蓝本研制的
此后，一直到今日，虽然历经上世纪80年代中美蜜月期、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期间虽然有过双方合作发射卫星这样的温情时刻，但西方在航天领域从未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早在1988年，还处在蜜月期的中美两国就签署了关于合作发射卫星的三份备忘录，对中方技术人员做出了相当严苛的规定，比如，中方人员严禁单独接触美制卫星及其相关产品。
冷战结束后，这种合作之下的限制变成了摆在台面上赤裸裸的管制。1990年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明确规定“严禁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虽然在90年代中方承担了不少美制卫星的发射工作，可这也是在获得美国总统豁免的情况下才艰难获得的合作机会。而到1998年，随着“考克斯报告”以及美国《9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出台，美国更是进一步强化对了华卫星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根据考克斯报告的相关精神，美方认定“卫星相关产品对华出口，将使美国技术流入中国，于美国的国防安全不利”，而《99财年国防授权法》更是将原属于商业管制清单内的航天产品物项，全部转到了“军品清单”内。
90年代尚能在政策缝隙中艰难生存的中美商业卫星合作，在美国一系列的压力之下，彻底成了无本之木，最后无疾而终。此后各财年的《国防授权法》虽在个别条款上有所松动，但也仅仅是政策性微调而已，于美国对华航天产品出口管制的大局无实际意义。而从90年代开始本可以大举进军商业发射领域的中国航天人，也只能在这一次次无止尽的禁令、封锁与管制之下，望洋兴叹。
?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曾经作为“铱星计划”中的中国主力火箭，四度成功发射铱星双星，但随着“铱星”计划的最终破产已经美国对航天产品更为严厉的措施出台，90年代中国对国际商业发射的尝试最终不了了之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美国出台的新的出口管制清单并非巧合，而是美国长期对华政策的产物。结合太空竞赛期间西方世界与苏联在航天产品贸易上的管制与反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外层空间早已不是理性主义的处女地，人类探索太空固然需要打破国界通力合作，但大国博弈、强权政治却始终是航天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进军太空的浪漫主义情怀之外，我们更应该保持一份清醒与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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