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专访童庆禧院士）

童庆禧：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童庆禧是中国最著名的遥感研究专家之一，国家遥感中心战略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遥感前沿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从新闻里得知，童院士在地震发生后，正带领相关技术人员处理“北京一号”小卫星的影像信息，并制作出汶川强烈地震发生后自然环境的遥感背景图，为前线抗震救灾指挥部提供信息支持。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对这次采访很犹豫，忐忑拨通电话，两次简短的通话以后，童院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到达办公室时，童院士正在和几个助手研究刚刚从四川发回的航拍影像图，整个采访几乎是与他们的分析工作交叉进行的。
        曾读到有人用“布道者”来形容童院士，而采访的中间让我想起《论语•子罕》中的一句话“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童院士语调和缓，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娓娓道来。无论解释原理还是阐述观点，都是深入浅出，用最平常的事例证明一个艰深的科学命题。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气质，是一位学者的严谨审慎和一位老者的睿智超然的浑然结合。
当我对他为包括中学生、老干部等群体做报告表示惊讶时，童院士用“义务”二字作答。我想只有对科学事业抱有无限热忱、对国家和社会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才会这样回答。

《数字城市》：很感谢您能在这种情况下抽时间接受采访，让我们很意外。而更意外的是您还曾经为中学生和老干部做关于空间信息和遥感方面的报告。
        童庆禧：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义务。随着年龄的增加，太具体的工作现在做得少了，更多的是协助，出出主意，帮忙看看该怎么发展，现在每一摊工作都有一些很有造诣的青年人和学生们在做，我们的任务更多的就是指导、把关、提醒。培养学生属于专业层面，同时我觉得也有义务在社会上，做一些科学普及工作。

《数字城市》：我们了解到地震发生后，您带领大家一直在为前方指挥部提供遥感影像分析，接下来您的工作还有哪些？
        童庆禧：从遥感技术方面说，我们的工作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宏观形势分析，地震刚发生，人们需要了解地震发生的基本背景情况。我们利用“北京一号”小卫星制作了包括汶川震区在内约一百万平方公里范围的遥感影像图，把地震地区主要的地质构造，尤其是重要断裂带的分布状况，在遥感影像上分析解译出来，并结合当地地震历史和城镇居民点的分布进行必要的分析，这种分析有利于我们了解接下来余震的发展趋势；第二个阶段是监测地震破坏程度，特别是对房屋、道路的破坏，为抗震救灾提供一些依据；第三个阶段是通过卫星和航空遥感监测重点地区受主震和余震影响的动态变化，比如大家十分关注的山体滑坡、塌方和泥石流，以及由它们所造成的堰塞湖，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威胁，甚至可能产生二次灾害。总之，不同阶段工作的重点有所不同。

《数字城市》：我们看到，灾后我们几乎动用了所有先进的技术手段，但对于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大家很难理解为什么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地震预测还是如此困难？
        童庆禧：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以天气预报为例，应该说天气情况基本都在人们的监控之下，地面上布有很多观测台站，天上有卫星，还有很多观测数据、计算模式。气象卫星监测风云的变化，我们能计算出它的运行速度，掌握云团大气的温度、湿度和气压等。即便如此，也难以保证天气预报非常准确。而人们对于地下的认识，远不如对大气的认识，有时甚至不如对外太空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法深入地层。在地震发生之前，无论是从事地球物理、地震、遥感或地质力学的人，都难以对地震做出预测，这也是当前的一个国际性难题。     
        今天我们讲三大难题：上天、入地、下海。对地震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不断监测，通过观测了解地壳的运动规律和地震发生的情况。日本是个多地震国家，它的地震监测技术先进，观测台站网覆盖整个列岛。但当年的“阪神大地震”也没能准确预报，损失惨重。当然，人类还在不懈努力，通过各种技术途径对地球进行探索和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加深，总有一天，地震预报难题终究会被攻克。

《数字城市》：今年年初我国遭遇了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接着又是汶川大地震，在经历过这些严重的灾害后，我们的政府以及广大民众是不是会对灾后的应急机制，包括应急所运用的科学技术都有了新的认识？
        童庆禧：除了认识而外还会更加重视。比如对遥感技术、地震及其它自然灾害的研究等。对地震的预测主要靠对地球的深入了解，我们可以看到，地震所释放出的能量是目前人们不可控制的，这种能量不知是我们所能掌握的能量的多少万亿倍。其实，在人类和自然之间，人类要认识自己、摆正位置。现在我们讲“和谐”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之间和谐，人和自然之间和谐。
        我们应该尊重科学规律，因势利导，与自然和谐相处。像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总体上的自然条件就是干旱缺水，要改变这种局面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可以减少对它的破坏和掠夺性开发。像山西，如果在地质时期没有茂密的森林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煤矿？当然，有些变化部分源自地球自身的沧桑巨变，但人类的破坏也是重要原因。历史上，中国人年年逐鹿中原，加之人口不断增长，在低生产力条件下要解决吃饭问题，就会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自然。
        其实，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以往我们认为自然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前，我们讲中国地大物博，现在看来我们的地虽不小，但物确不博，而且灾害频发，真正适合人居的面积并不大。所以，现在我们开始从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我们社会发展的道路，认识我们和这块土地之间的关系。

《数字城市》：所以我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给政府提供各种必要的科学信息，为政府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尤其是灾后，当人们利用各种航空影像图，直观了解到当地情况后，是不是会更加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童庆禧：其实这种认识不仅来自于灾后的应用。在我国的许多领域，如交通、农业、林业、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环境、气象、水文、城市等领域都需要遥感技术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在我国中长期科学与技术规划中共安排十六个重大专项，对每个专项国家平均投资几百亿元人民币，遥感技术就是其中之一。这足以显示国家对遥感技术发展的高度重视。比如温总理提出我们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18亿亩这条红线。我们怎么守？这就涉及到对土地资源进行监测和监控的问题，航天航空遥感在其中就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数字城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技术领域以及整个社会对诸如遥感、空间信息等技术的认识和应用方面的差距在哪里？
        童庆禧：从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尽管用到了所有的技术手段，但还是显得非常不够。拿卫星来说，我们仍然存在着卫星数量不够多和分辨率不够高的问题。常用的对地观测卫星一般分光学卫星和雷达卫星两大类，常规的光学卫星不能穿透云层，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分辨率更高的、可以透过云层的雷达卫星，使我们对灾害的反应能更快、更及时，使遥感发挥更大的作用。

《数字城市》：您怎样理解“数字城市”这个概念？
        童庆禧：首先，城市是人口密度最大、人类活动最为集中的地方。数字城市，就是城市信息的生成和交换中心，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公务、电子商务、电子警务、电子交通（智能交通），以及社区信息化，公共设施信息化等等。没有数字化就没有信息化，没有信息化就不能把城市密集的信息和知识集成和融合在一起。只有将社区、交通、卫生、环境、旅游、文物等城市的各个层面，都建在一个数字化平台上，特别是地理空间平台上，才能实现信息共享，使国家、政府和公众都受其益。当然共享是有序的，是以保障信息安全为前提。 
        政府部门要率先数字化和信息化，例如政府办公的自动化。信息化是政府职能转换的技术保障。我们城市的信息化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这其中既有技术原因也有思想、观念和政策原因。比如，一些部门的职能重复、交叉，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也给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增加，使政府工作受到人民监督，从而提高办事效率，削弱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意识，增强公仆意识，对廉政和勤政起到促进作用。
        我认为，信息越透明就越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这次汶川地震，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反映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所有关于地震的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媒体及时报导房屋倒塌、山体滑坡，特别是部队救灾、全国对灾区的支援情况等等，让国内民众和世界各国了解该怎样援助灾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信息公开，使公众把握信息、共享信息。信息化过程中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信息互通和共享，在信息化社会中，每个人同时是信息的产生者和受益者，每个人都可以在信息的交换平台上贡献自己的知识，使信息化发挥最大的作用，社会得到最大的效益。

（摘自《数字城市》杂志2008年第6期，文字非最终印刷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