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南极,被祖国接回家的“滞留”南极武大女教师赵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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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大女博导南极科考 两艘雪龙号接她回家

  来源:楚天都市报

  因疫情“滞留”南极,没想到竟有意外收获。前几天刚刚回到武汉的赵羲老师,讲述了她不一样的“滞留”故事。

  赵羲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第36次南极科考队队员。因为疫情推迟两个多月返程,她得以近距离观察企鹅,拍下绚丽夺目的极光,还有幸乘坐了雪龙号和雪龙2号,亲身体验了“双龙探极”。

  赵羲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冰雪环境遥感、极地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

  这次科考中,赵羲承担的是固定翼飞机队的航空调查任务。在固定翼飞机队执行的15架次科研飞行观测中,赵羲上机执行了一次,其他时间主要在地面负责数据处理。

  1月3日,赵羲乘坐北极卡车从中山站来到几公里外的冰盖基地,登上了固定翼飞机“雪鹰601”。

  坐上飞机“游”南极,却不像一般人想得那么浪漫。

  由于雪鹰601是科研飞行平台,机舱主要搭载不同类型的航空观测设备,舱内没有加压装置,舱内和舱外的温度、气压几乎相同,舱内噪音也非常大,和乘坐民航客机感受完全不同。

  赵羲穿上了最厚的“企鹅服”御寒,还准备好了随时吸氧,因为不能上厕所,飞行7个小时期间都没有进食。喜欢拍照的她也有点失望,“只有在海陆交界的地方才有风景可看,进入冰盖之后就没有什么风景了,离冰面600米高,下面冰雪都是白茫茫一片,天也是白的,根本分不清天与地。”

  赵羲和另外两名科研人员要负责机上航空观测设备的开启、调试、状态检查和数据下载,飞行期间每半小时就要检查一遍设备运转情况,也顾不上看窗外的景色。

  这次飞行还遇到了一些波折——云层太厚,有气流,而且飞机外面的天线出现结冰现象,必须爬升。飞机迅速从海拔3000米升到5200多米。她头晕恶心,只能吸氧。“说实话,有那么一点害怕。科研飞行的主控李航博士,是武大校友,他在报话机里笑着说‘从来没觉得氧气这么甜’,让气氛缓和了不少。”赵羲回忆。

  从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考开始,武汉大学师生每次都派人参加,从未缺席。这一次,全球疫情也给遥远的科考队带来影响,让赵羲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在中山站是有网络的,所以我知道国内的情况,特别担心家人和师生。”赵羲说,她有一个8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父母公婆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

  武汉“封城”的日子里,她不仅着急关注疫情的变化,也时常打电话回家安抚,给他们做心理建设,共渡难关。中山站过春节的时候,她和队友们还亲手写下了很多福字,祝福武汉、中国平安。

  两个孩子生日期间,赵羲还利用了一下“特权”——她找到负责气象观测的队员,在放探空气球的时候写下对孩子们的生日祝福,让气球载着妈妈的思念和期盼,飘向万米高空。

  固定翼飞机队原计划2月10日乘飞机飞澳大利亚凯西站,再转机回国。但考虑到经停他国的风险,自然资源部决定所有队员乘坐我国科考船回国,不停靠任何国家。

  行程推迟后,赵羲一方面有了时间做更多的科研工作,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体会南极。喜欢拍照的她,留下了很多珍贵影像,“都是手机拍的,我技术一般,但是在这里随便一拍就是大片。”

  “企鹅是我们最好的邻居,中山站附近常有阿德利企鹅,但只有2月底、3月初,才会到我们站点附近褪毛,我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象。”赵羲说,附近的企鹅大摇大摆的,不怕人,但科考队有规定,她只能远远拍照。

  更幸运的是,离开中山站前,南极已经快要入冬,赵羲看到了美丽的极光,“真的是美轮美奂,无法用语言形容,反正是一辈子忘不了。”

  “‘双龙探极’赋予了第36次南极科考里程碑式的意义。我是坐飞机到的南极,没想到能有幸乘坐两艘雪龙号回国,真是太幸运了。”赵羲说,她乘坐雪龙号航行了17天,又被安排乘坐雪龙2号25天,在海上漂泊42天后于4月22日抵达上海,结束了158天的南极考察任务。

  她介绍,雪龙号船体更大一些,是我国极地科考功勋;首次投入使用的雪龙2号科考设备更新、更齐全、更智能化,生活设施和条件也更好。

  赵羲介绍,回国过程很顺利,两艘船都非常平稳地穿越海冰区,只是在穿越咆哮西风带时,5米高的大浪让不少人晕船呕吐。“我还好,没有吐。穿越西风带用了5天时间,后面就很平稳了。”赵羲说。

  赵羲和180多名考察队员入境前,都进行了14天的体温监测,抵达上海后,又接受了核酸检测。4月24日,武汉大学派车将她和科考设备点对点接回了学校,而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博士生曾昭亮,还在继续留守南极中山站,执行越冬任务。

  回忆这次特别的南极之行,赵羲说:“作为固定翼飞机队的一员,我有幸贡献了自己的科研力量。作为36次科考队一员,我有幸见证了这次载入史册的南极科考。作为武汉大学教师,我的人生在此刷新了很多第一次。我会把极地科考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学生,传承中国极地科考精神。”